高职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三部曲

高职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三部曲

时间:2020-03-22 14:26 作者:admin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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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职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的三部曲

  中国高职在“前无古人”的道路上摸索前行,需要政府把握全局并从政策高度给以引领,需要各院校如实地收集和分析数据,需要对数据进行跨校、跨地区、跨年的比较,需要从这些比较中找出破解普遍性问题的对策,作为成功的办学经验加以推广。

  满足这些需要的关键在于:建立起高职院校对人才培养的出资方——政府和老百姓负责(Accountable to the government and to the people)的质量年度报告制度。如果把高校的质量报告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是“内部参考版”,主要是高校内部各部门通过收集信息,对培养过程进行诊断,根据信息反馈和诊断结果改进教学等培养环节(参见麦可思为合作高校准备的《毕业生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评估报告》)。另一种是“社会公示版”,报告要向社会公布,回答政府、学生和家长的问责。例如,一些中国高校去年对外发布的《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就具有这种“公示性”,目的是写一份年度问责报告(Annual Accountability Report),虽然没有写成中国版问责报告。

   >>> 已有的“985院校”质量报告难以作为借鉴

  2011年10月,北京大学等“985院校”陆续公布《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对报告的点评可参见2012年2月6日《暸望》新闻周刊记者周大平的文章《进一步提高大学质量年报的科学性》)。然而,这些报告里都没有回答以下这些重要的问题:每年来自政府的投入有多少?来自学生家庭的投入有多少?生源构成有什么变化(教育公平)?学生对教学、科研、校园生活、后勤服务等满意度如何?毕业生的就业结果如何?毕业生对培养过程各环节的有效性评价如何?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如何?高校对所在社区建设贡献如何?(注:同济大学的报告中包含毕业生调查,但是样本量和答题率不详。)

  更为关键的在于,“985院校”的报告不能为高职院校提供具体借鉴。这两类院校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从生源来看,“985院校”强调“掐尖性”,晒抢来的尖子生,高考状元或者竞赛获奖者。而高职教育主要的社会功能之一在于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是“面向人人的终身制学习”(可参见刊载于《中国青年报》2012年2月13日的教育部职成司高职高专处范唯的文章《发掘高职学校不可替代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的董捷副院长说:“我们(高职院校)位于高等教育招生的生源末端。”来自西部各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和农民工家庭或者城市下岗职工家庭的学生在高职院校中占相当比例,高职毕业生是家庭第一代大学毕业生的比例最高。高职教育的价值就在于帮助这些学生实现“增值”(Value-added),在原有相对薄弱的基础上,对知识、技术、能力和价值观实现最大的提升。就扶助弱势家庭,帮助其子女实现代际的向上流动而言,高职院校对实现教育公平的贡献不可替代。如王伯庆博士常讲,“高职教育是中国最大的扶贫项目,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和谐工程。”

  就培养结果来看,大多数“985院校”毕业生读研和出国的比例较高。比如北京大学2010年毕业生中,44%读研,30%留学,只有22%就业(数据来源:《北京大学2010年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即四分之三的毕业生成了高校师资或其他学术科研人才的后备军。而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强调就业,毕业就能上岗,实现从学校到职场的无缝对接。毕业生不用再做“啃老族”,政府不用再提供额外的就业服务,用人单位也可以缩减聘用以后的职前培训。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是衡量高职院校培养结果的关键性指标,集中体现了高职院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人才贡献。